一、问题的提出
        波特认为企业要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凭借高级生产要素，而企业家作为一种“管理”要素、“组织”要素、“创新”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往往与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联系在一起，例如，阿里巴巴和马云，联想和柳传志等，不胜枚举。大量事实证明，一个企业的兴衰强弱往往与企业家的成长息息相关，企业的兴旺发达与企业家的持续均衡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
        随着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些年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由于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期望和企业家对自身的期望高于常人，社会给予企业家的压力和企业家给予自身的压力也大于常人，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并日益严重；另外，知识、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使得民营企业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并且心理需求的层面和深度也较以前不同，其心理发展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2013年7月28日，央视揭秘气功大师王林的骗子面目，然而在科学如此昌明的现代，很难想象那么多权力背景深厚的人、那么多业绩惊人的企业家会卷入和热衷于跟这样的骗子打成一片。马云对此的回应是：对未知的好奇是爱好，过度地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马云的回应里显然后面一句是重点，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观念的迅速更迭导致精神和信仰的暂时缺位。印第安人有句箴言：“当我们走得太快的时候，停一停，让我们的灵魂跟上来。”
        或许我们是该停一停，认真地思索一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家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们又是身处怎样的生态系统中去找寻他们想要的东西？
        二、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心态探析
        （一）吉姆•柯林斯的卓越论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成五个层级，分别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与被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壮大的，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家大多出身草根，在困难和贫困中不断磨砺奋斗，从而实现企业的发展梦、个人的成功梦。新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知识、经济及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低层级的需求也都被一一满足，他们最终要追求的是最高层级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在3-7年之间。怎样保持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是当前众多民营企业家遇到的成长极限的难题。蔡成平先生在《多到惊人的日本“百年企业”》一文中披露，与中国相比，日本的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都是靠中小企业在支撑，其中百年企业的实际数量恐超10万家。
        然而，中国大陆的百年企业却少得可怜，创业历史超过150年的企业只有六必居、张小泉、陈李济、同仁堂、王老吉5家。那么，这些企业，是如何成就百年长青的基业呢？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非世界级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莫属。柯林斯鼓励企业家们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磨练成坚持专业、坚持使命的第五级领导人以延续事业，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吉姆•柯林斯将领导能力分为五个层级：第一级通常是有才干的个人，如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能运用个人良好的才华学识为组织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第二级可以在团队合作中很好地贡献自己的能力从而达成团队目标；
        第三级领导能够胜任经理人的角色，组织人力、物力从而有效实现既定目标；第四级领导者通常具备较强的个性魅力，善于激发下属的热情，能够构建美丽愿景；第五级领导人往往长期默默经营企业，与商业媒体上宣扬的叱咤风云的商界精英完全不同，他们甚至可能很“土”，没有名气，没有个人魅力，但却借由谦虚的个性和专业的坚持，建立持久的卓越。科林斯的五级领导能力理论可以通过马斯洛的五层需求理论来理解，
        第五级领导人与第四级领导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较少考虑自己，通常为了一项事业或一个理想而默默付出，他们追求的是最高层级的需求即自我实现的需求。科林斯将企业比作一个巨大的轮子，一个你推一下就动一下甚至可能纹丝不动的轮子。第五级领导人具有这样坚持不懈的韧性，他们默默地一圈一圈推动轮子，从不幻想会有什么神助出现，然而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奇迹出现了，这个轮子快速地转动起来。科林斯认为，大多数领导人停留在第四级，要想成为第五级领导人，则必须经过人生历练，悲欢离合，对人生困顿的思考以及信仰的建立，进而将权利地位视为帮助他们达成理想的一种工具，把责任使命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甘心做企业的“敲钟人”，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优秀到卓越，逐级攀爬，从而成就“百年长青”的基业。
        （二）我国民营企业家的慈善行为
        由于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导致了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是与“利”密切联系的。这里的“利”比较复杂，不单指私利，还掺杂功利和利益。由于企业家慈善捐赠的先决条件是企业的经济状况，企业经济状况好坏和企业家财富状况多寡直接决定企业家捐赠力度。企业家本身是一个不断追求企业利润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特殊群体，因此他们的慈善行为必然与“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排除有企业家是从自身形象和企业营销角度考虑参与慈善活动的，但是“义”与“利”并非不可共存，企业家的这种投资行为受益的除了自身和捐赠对象，还有整个社会，最终达成的必然是双赢的局面。另外，即便企业家有追求利润和财富的天性，但这并不能断定企业家在进行慈善行为时依然以功利为目的追求。在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满足的当前，有不少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是出于自身的同情心以及对于社会责任的自觉主动承担。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公民责任”、“企业责任”，根本是对人生的一种认识。要想清楚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核心思想应该是：让你身边的人幸福，让大家幸福，你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反之，你的幸福不会持久，甚至难以存在。中国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热心公益的民营企业家，例如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累计个人捐款达50亿元的曹德旺等。这些民营企业家在社会责任心的驱动下，以回报社会为目标，纯粹利他的慈善成为自我实现的心理动因。中国慈善榜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在605家上榜的企业中，民营企业达到392家，占比最大，捐赠总额为54.4778亿元。在22家捐赠超亿元的企业中，民企占比也最大，有15家。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民营企业捐赠是社会捐赠的主要力量，未来更是。”然而慈善机构在我国的发展才刚起步，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功能缺失的情况，并且一旦某个组织出现负面新闻，很容易波及至整个产业。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而暂不可逆转的民众信任危机，近年它一直致力于摆脱信任危机，但至今未得到缓解。美国每一代企业家都有办慈善的传统，然而在我国1000万家企业中有捐赠记录的不到百分之一，不过10万家。根据上海研究机构胡润的统计，中国已经比美国拥有更多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但中国整体慈善捐赠的水平只是美国的4%不到。华尔街日报评论：“中国不缺办慈善的民营企业家，缺少的是畅通的值得信任的慈善渠道。”在我国慈善事业的环境和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现阶段，中国民营企业家依然是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主体，他们已经成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和捐赠资金的重要来源。
        三、我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生态系统探析
        （一）生态系统理论
        企业家的心态与企业家的生态是连在一起的。美国心理学家 Bronfenbrenner（1917-2005)认为，个体发展所处的社会背景是一个生态系统，个体的发展受到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生态环境的制约，并与周围的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Bronfenbrenner将影响个体发展的因素主要归结4个方面: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观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so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system)。其中微观系统是个体要直接面对和接触的，是最内层的系统，例如社区和家庭。
        中观系统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微观系统的连结或相互作用。外层系统指在生态环境中，一些环境因素并不直接接触或参与个体成长，但可以对个体产生直接的影响。宏观系统是一个比较广阔的意识形态，它包括了不同社会阶层对个体的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和外层系统的影响。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可以促进个体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企业中去，詹姆斯•摩尔1996年在他的专著《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中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商业生态系统包括客户群、供应商群、投资商群、政府以及其他利益共同体单位。中国学者陆玲早于摩尔提出了企业生态学理论和“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她认为，企业生态系统是“企业与企业的生存环境构成的统一体”。 亨利•明茨伯格指出：“在具有强烈社区意识的公司中，领导者知道，公司若想基业长青，就必须与周围社区保持建设性的互动关系。”
        通过上述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只有在一个健康的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反过来，拥有一群懂得回馈社会的优秀企业家，国家才能保持经济高速健康的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持续发展与企业不断进步及国家经济持久繁荣存在着密切关系。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政府环境构成了民营企业家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民营企业家的政府环境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说过：中国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家制度和最廉价的企业家。在当今中国，企业家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复杂、更多变和更具挑战性的社会现实。近年来民营企业家屡屡卷入高利贷风波，湘西前首富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死刑，河北的孙大午先生曾经的罪名正是非法集资。国有企业有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保障和埋单，不大可能出现大举向民间借债的情况，集资诈骗多发生在民营企业，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在金融领域不断冒险掘进，试图突破僵化政策的封锁，找到自由。
        国有企业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和资助，而民营企业资金、人才都比较缺乏，承受失败风险的能力也较弱，更无法享受国有企业受政府保护的待遇，因此，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以后往往会寻找国有企业入股，从而获得“体制”下的荫庇。以蒙牛为例，2009年7月，中粮集团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8月，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接替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担任蒙牛集团董事长。
        在中国，人们广泛地相信与政府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连西方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关系的重要性，王林以及他所编织的如此巨大如此赫人声势的社会关系网络便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关系”的化身。在自上而下的权力垄断社会中，权利具有巨大的能量，要想超越体制把这种能量转化为利益，需要一些特殊的渠道和平台，王林这样的所谓气功大师担任的便是这样一个联系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掮客的角色。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中国城镇就业总数的80%，国有企业往往是巨型公司，这里的中小企业多数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正逐步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将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承诺向小微企业提供新的信贷资金。中国近来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的改革尽管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繁荣的曙光。（本文作者：王贝芬，原标题：我国民营企业家成长心态与生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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