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宏观经济趋紧 如何让企业继续保持前进，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老年抚养比逐年攀升的局面，并最终导致2012 年和2013 年适龄劳动人口分别减少350 万和240 万人，劳动力供求关系由过去的“供大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实际上，近年来“人口红利”动态消失的过程中，萨缪尔森描述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在中国终于真实发生，推动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上涨，使得企业面临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压力

作为市场经济先发省份的深圳，应当从以人力资本提升应对“人口红利”消解，全面提高深圳制造效率；从关注“规模”到重视“效益”，实施“出口再造计划”；汇聚全球浙商，打造“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双重“资本高地”；把握国家战略带来的重大机遇，锐意改革，释放市场经济动力等四方面推动深圳经济实现转型。

“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PIMCO）原任首席执行官Mohamed A. El-Erian 于2010 年10 月在Per Jacobsson 基金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Navigatingthe New Normal in Industrial Countries”的演讲中提出。在西方，“New Normal”普遍被认为是指2007-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的长期经济萧条，及难以回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态势。
而习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是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内生规律充分认识的前提下，就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重要判断，对理解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未来宏观调控方向、指导我国包括深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概念与“New Normal”并不完全相同。新常态同样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重要的区别于过去的经济特征，也必然意味着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有了新变化，面对这些新格局、新形势，
迫切需要从战略层面思考深圳经济目前面临的“新常态”有哪些显著区别于“旧常态”的特征，研究如何适应“新常态”，在“新常态”中继续保持深圳经济“走在前列”。
深圳MBA网认为，中国“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和调控手段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刘易斯拐点”出现后“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长期以来，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和要素禀赋理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在于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享受了长时期的“人口红利”。充裕的非熟练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源源不断地从中西部地区向外释放。
然而，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老年抚养比逐年攀升的局面，并最终导致2012 年和2013 年适龄劳动人口分别减少350 万和240 万人，劳动力供求关系由过去的“供大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实际上，近年来“人口红利”动态消失的过程中，萨缪尔森描述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在中国终于真实发生，推动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上涨，使得企业面临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压力。需要指出的是，占我国就业人群主体的非熟练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既是经济客观规律的自然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增加人民收入”重要的实现路径。虽然“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但这正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
投资拉动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投资收益率呈现下降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式的增长奇迹，然而也形成了以资源性、重工业化为主的工业结构，依靠投资拉动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不可避免造成了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对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新常态”下，摒弃不可持续的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社会资本形成不断累积，经济起飞期百废待兴下特有的边际投资收益率高企的黄金时代也暂告一段落，尤其是对传统产业而言，在众多行业出现投资和生产能力双双过剩的背景下，开拓蓝海，寻找高投资收益的难度正越来越大。
出口规模扩张遭遇“天花板”，内需驱动有待寻找支点。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外贸出口呈现了爆发式增长，2013 年我国实现进出口总值25.83 万亿人民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外贸依存度接近50%。诚然，外需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始终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然而我国出口规模扩张已经触及增长“天花板”，未来进一步扩大出口数量，既难以实现，又不尽科学。一方面，从数量看，我国许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高达60%甚至80%以上，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公布的2012年“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前十名的国家中，中国以1485 个产品远高于第二位德国的703个。如此高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同时意味着量的扩张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前述提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正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缩小甚至消失，出口不得不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化。在外需引擎弱化的同时，人们对内需驱动充满期望，非熟练劳动力收入的上升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为实现内需驱动创造了良好的契机，然而内需驱动仍有赖于收入倍增、缩小贫富差距、完善保障体系等重要条件的实现。
经济增长率回归“新常态”，宏观调控手段更趋“微”化。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投资拉动的落幕、出口扩张的退潮，经济增长率告别了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并于2012年第一季度回落至8%以下之后一直围绕新的中轴小幅波动。经济“新常态”是告别过去高速增长后理性的正常回归，是中国经济高速快车及时换档，寻找新平衡的客观要求。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是工商业企业都应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适应“新常态”，在“新常态”中探索经济转型升级，成功换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模式。也正因如此，相较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更显“淡定”，手段日趋“微”化。这种“微”化，一是强调定向调控，精准发力，避免以非市场化的手段过多干预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规律；二是在重视需求因素的同时，更偏向采用“供给学派”思维，重视从微观、中观领域推进改革，提升市场主体的能力，促进有效供给形成。
基于以上四方面“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与调控手段的特点，笔者认为，作为市场经济先发省份的深圳，无疑应当率先适应“新常态”，走出发展“新道路”，从以下四方面推动深圳经济实现转型：
以人力资本提升应对“人口红利”消解，全面提高深圳制造效率。“新常态”下，深圳制造业并非面临绝境，反而仍然大有可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制造业的衰退，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施“再制造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成功地使美国资本回流向中高端制造业。德国始终保持在许多制造业领域的王者地位也充分说明，即使面对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只要能够持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通过建立完善的制造业的培训体系，从“人”着手提升制造业效率，即使是传统制造业，也仍然能够焕发出蓬勃生机。长期以来，不少深圳制造业企业对人力资本提升缺乏足够重视，员工素质低，生产效率差。笔者在走访企业中发现，那些在实施精益制造、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方面取得成功的企业，往往正是高度重视员工培训和教育提高的企业。
从关注“规模”到重视“效益”，实施“出口再造计划”。正如前文指出，与中国整体出口面临的形势一样，深圳外贸依旧执着于“规模扩张”是没有出路的。数十年的对外开放中，深圳出口虽然成绩喜人，但也一直受困于规模大、效益低，受制于国外的价值链治理者，锁定于“低端环节”，难以挣脱“价格竞争”泥潭的不利局面。
在“新常态”下，需要转变外贸发展思路，启动“出口再造计划”，一是要实施产品再造，产品要从“能用”转变成“耐用”，提升产品档次，改变深圳制造低档化、地摊货的形象。二是要实施企业再造，出口企业要以全球化视野整合资源，通过海外并购获取研发、渠道资源，利用股权激励吸引跨国公司“海外智力”加盟深圳民营企业，逐渐形成价值链上的整合能力，增强企业在价值链上设计、营销等环节的把握能力，同时将某些丧失优势的简单劳动密集型环节向更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构建深圳企业的全球制造网络。
汇聚全球商，打造“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双重“资本高地”。“新常态”下，尽管投资收益率整体呈现下降态势，但是，全球范围内由下一代互联网、新能源产业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兴企业正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神话。深圳要充分利用在相关行业前期积累的良好产业基础，切实做好“浙商回归工程”，引导全球浙商回乡投资于上述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要积极推动杭州建设智慧城市，提升杭州的国际化水平，并进一步促进全球高端要素，尤其是金融机构在杭州的集聚，使杭州成为全球浙商实现资本运营、增值的财富中心和资本高地。
把握国家战略带来的重大机遇，锐意改革，释放市场经济动力。“新常态”下，要突破旧有发展模式的束缚，就必须充分认识“改革”所能释放的巨大活力。一直走在我国改革开放最前列的深圳，要把握四大国家战略，即建设深圳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设立舟山群岛新区、开展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拿出深圳人“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提出富有开创性的改革措施，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在推进四大战略相关的改革进程中，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完全释放深圳市场经济的活力，再创深圳经济“新常态”下的成长动力。（本文作者：范海霞  杜群阳，原标题：新常态下如何继续保持“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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